胡有志先生是文成县近代南侨抗战史上的象征标杆，在他爱国主义理想的实践中，始终追求中华民族的解放。从他的身上，我们得以窥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华民族的苦难和饥寒交迫的奋起。尤其令人感动和鼓舞的是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舍家为国，敢于牺牲的“大我”精神，正是当今时代最为需要的正能量。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南侨卫国者，让我们感慨，让我们叹服，他弘扬了一个民族的勇气和韧劲。现在，虽然我们无法勾勒出那段炮火纷飞岁月中那些华侨英雄的模样，但是他们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为改变亚太地区人民的命运，摆脱殖民统治而付出了宝贵的青春与生命，是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尊重。

　　债逼南亚

　　中华民国7年（1918年）8月30日，胡有志先生出生于文成县（原属瑞安县）周壤乡麻山村四脚坳一户农民家庭。他有兄弟姐妹5人，有志排行老三。一家大小十来口挤在两间低矮阴暗的平房里，种着几亩祖上留下的薄田基地，勉强维持生计。民国十八年（1929年），有志已11岁，因家境贫寒，还没有上学读书。父兄见他生性聪明，指望他长大支撑门户，出人头地，于是，父亲胡从珠决定借贷让他到桂山私塾学堂去念书。可是有志上学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怎么办？幸而心灵手巧的母亲吴阿花想到了一个主意，在衣柜里翻出他哥哥穿的一套半旧衣服，量身合体地给他改一改，然后又托人从瑞安城里购买当时很少在市场上销售的化工颜料“染淀”来用。结果用这种土办法染出来的衣服，虽然开头留有一股臭鸡蛋味，但染出的衣色亮丽如新，且经久不褪色，很讨有志的喜欢。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6年，有志学业圆满完成。父母双亲这才告诉他，家里为了供你念书及其它家用，向地主借贷几百块银元无法偿还。如果再过几年，家里所剩下的几亩地将全被地主抵了债。为了生活，父母兄弟商量决定让有点文化的他跟人去新加坡打工赚钱，还清债务。为了报答父母养育之恩，有志欣然答应。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春节刚过，父亲胡从珠为解决有志出国路费问题，又将家里两亩地的当给地主，拿来140块银元，于农历正月二十日跟乡人董光叠和南坑村吴正甜、塔山打石头村王学仲等14人，告别了亲人，离别了家乡，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到了温州各人买了一张7块银元的船票，乘坐2天2夜的货轮到达了厦门。此时，领队董光叠因有急事回家，另外同行的垟岙包山底叶昌淡和同村一人去台湾做工，剩下他们11人在厦门每人买好80块银元的船费，经过九天九夜的海上颠簸，终于到达新加坡红灯码头。上岸后到了海关，每人要交给新加坡英国殖民当局5个叻币（折合当时10块银元）和5张照片，然后海关当局发给每人红本子，内容有姓名、出生年月等，这就是准许他们入境的手续。至此，连日来大家吊着心才缓缓地放下来。那年，有志刚好17岁。①

　　维权罢工

　　十九世纪初，伴随着东南亚种植园经济的兴起，一座座矿山的开发，除了闽、粤人传统移居东南亚外，也成了浙南地区穷苦人民聚居、发展事业的地方。那里有丰富的橡胶、石油、铁矿、锡矿等资源。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几乎操纵了马来亚铁矿开采，亟需要勤劳、耐苦的中国廉价劳动力进入厂矿。胡有志等10来个伙伴，初来乍到，陌生的环境，语言的障碍，人际的生疏，好几天的奔波都找不到门路。后来在温州同乡会的帮助下，大家分别落实了工作。有志被安排到南洋华侨中学当校工干了一年。因工资太低，1936年下半年，他和上林乡林岩村的林清晨、林书梯、林书斜等人一起找到了马来西亚北部的丁加努龙运铁矿做工。这里是马来亚最大的日资铁矿，雇佣矿工4000多名，其中温属各县华工有1000多人。在这里大家都是为了谋求生路，以后图个发展，所以什么重活都干。到了晚上累倒在床上，整个人像散了架似的。可是，工人每天挣到的工资却很低，只能养活自己，根本无法赚钱还债。有时还遭到矿上日本工头的欺凌、谩骂中国矿工是亡国奴。有的工人因病上工或劳累过度昏倒矿上，竟然被矿山警察拖拽出去用藤条木棍击打得遍体瘀肿，奄奄一息。如果死了就抛弃山外空谷暴尸或浇上汽油焚烧，场面惨不忍睹。日本人的暴行激起了矿区工人的愤慨。为了维护权益，温、处（丽水）各县矿工率先在梅仲微、林仁榜、胡有志等组织领导下，奋起抗争。工人们成群结队、手携着手，愤怒的奔走呼号，要求矿主惩凶道歉，赔偿抚恤，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声势浩大的罢工斗争，终于震慑日本矿警嚣张气焰，成为那场斗争中的一抹亮色。这是一次全矿工人灵魂的洗礼，广大矿工的觉悟发生了质的飞跃。从此，革命星火点亮了龙运铁矿。

　　1938年2月，新加坡商会派出庄惠泉到龙运坡加强罢工策动工作。他深入矿工，慷慨陈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你们替日本资本家开采矿山，他们把铁矿运回日本制造枪炮子弹，来杀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他号召大家团结起来离开矿山，不要做日本资本家的奴隶。果然，真理的声音很快地点燃了工人们的爱国心，顿时良【】知震怒，应者四起。在庄惠泉的领导下，秘密组建龙运铁矿罢工指挥部，梅仲微、胡有志、林仁榜等成为罢工运动中的骨干。他们分头深入穷苦的矿工之中，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从中培养罢工中坚力量。不久，一支100多人情绪激昂的罢工队伍浩浩荡荡举着红旗，用不可遏制的愤怒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不当亡国奴！”等口号，走出矿山，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一路上，参加罢工的工人们当着日本人的面，愤怒地脱下身上穿的日本衣服撕破，脱下鞋子扔掉，表明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显示中华民族的尊严。当天，新加坡“南侨总会”派出船只到龙门港口，把爱国华工接到了新加坡。接着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罢工队伍连续到达新加坡码头，受到各界华侨代表和男女青年歌咏队数千人的热烈欢迎。到了三月初，龙运铁矿整个矿山关闭了，变成死一样的沉寂。②这次空前的罢工运动标志着马来半岛华族力量的凝聚，翻开了新、马华侨抗日救国的崭新一页。

　　英勇抗日

　　1941年12月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南太平洋战争，迅速登陆马来半岛。同月30日，以陈嘉庚为主席的“星海华侨抗敌总会”成立。文成华工胡有志、刘开洽、胡孙东、胡作师、胡文西、胡希崇、胡振甫、雷成桃、胡学连、周松飞等人参加了抗日华侨义勇军。其时，新、马华侨参加义勇军达3000多人。1942年1月31日，英军仓皇炸毁柔佛长堤，败退新加坡，从而拉开了新加坡保卫战的帷幕。

　　2月4日至12日，抗日义勇军与日本侵略军在裕廊律、林厝港等地展开激烈的战斗。抗日义勇军士兵们拿着英国当局发给的19世纪制造的旧枪和每人15发子弹，与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毫无惧色，数十次击退日军的疯狂进攻，坚守阵地。其中防守在林厝港的华侨义勇军第二连与澳军协同作战，击沉五艘日军登陆艇，战斗非常激烈。老羞成怒的日本侵略军迅速集中兵力强攻，后澳军不敌败退，华侨义勇军陷入日军包围。虽然义勇军联合澳军组织多次反攻，终因寡不敌众，大部分义勇军战士壮烈牺牲。同时驻守在巴丝班让和后港的义勇军第三连和第四连，因战局危急，新加坡面临陷落，被调往新加坡领土前沿阵地武吉智马支援。当时，敌我双方都投入较强的兵力，开展了拉锯战。2月13日，日军在坦克的掩护下突破了英军的阵地，向市区推进。正在敌我双方决战的关键时刻，英国当局却加快了向日本投降的步伐。同日，英国当局竟然宣布解散抗日义勇军。刚刚建立起来不到半个月的华侨义勇军，只得分批撤退，向马来亚山区转移。③但是抗日义勇军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英勇抗击疯狂的日本侵略者，为保卫新加坡领土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2月17日，日军最高指挥官山下奉文命令警备司令河村三郎“严厉惩罚敌对华侨”并限令在2月21日至23日三天内完成。2月19日，日军开始大肆搜捕抗日分子，下令所有华侨不分男女老少，按指定地域分别集中到中峇鲁、海山街、甘光、马六甲之奥律、爪哇街、芽笼、纽顿、漳宜律等地，违者杀无赦。他们召集华侨的理由称，接受皇军训话或称发放救济粮、登记证等。在日军的淫威下，广大华侨扶老携幼，被迫前往指定地区。凡是进入“检证区”者不准离开，接受审查。④日本大兵手持刺刀，强行对华侨逐个审问：“你们中哪个是华侨义勇军战士？哪个是马共分子？哪个是抗日救国团的成员？……”日军查问后，在其衣襟上或者手臂上随意盖上个“检”字，然后发给检字纸，予以放行。如果在队伍中发现所谓的“嫌疑对象”，马上被扣押下来，送往别处屠杀。他们残害华侨的手段非常毒辣，骇人听闻。他们把嫌疑的华侨和马来亚共产党员拉到山上令其自行挖沟，然后用机枪扫射，将尸体埋入沟里；或者用铁丝捆绑所谓的“抗日嫌疑分子”，带到桥上，推下水去活活淹死。至于日军在新加坡的抢劫、等罪行那是司空见惯了。⑤

　　新、马大地笼罩在一片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之中。

　　据1984年8月20日旅荷华侨总会《华侨通讯》第【】89期第7版援载美国国立档案馆的一份绝密《报告书》披露：“日军占领新加坡后，决定把抗日义勇军，马来亚共产党员作为主要处刑对象。”并透露，“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队于1942年占领新加坡期间，曾大肆屠杀新加坡华侨……从1942年2月15日至3月底，受到严重处刑（杀害）约五千人。”其中就有数十名县境华侨遭到杀害。例如：玉壶镇龙背村周松飞烈士，1936年赴新加坡谋生。    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和胡有志等人在“南侨总会”的领导下，加入抗日义勇军，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配合其它爱国团体，在新加坡小坡广金隆、民利木工场和南楼木器工会等处，举办夜校，学习华文和普通话，教唱革命歌曲，宣传抗日救国道理，散发传单，搞秘密情报工作等。新加坡沦陷后，抗日义勇军被迫解散。周松飞与温属各县义勇军战士姜洪元、胡有志、刘开洽、杨岳林、胡希崇、胡建龙、胡学连、雷成桃等参加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继续坚持与日本侵略者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42年10月，因叛徒出卖，遭到日本特务的密捕。面对着凶残敌人的酷刑拷打，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终被灼死在日本强盗用火烤红的铁链架上，牺牲时年仅21岁。⑥

　　敌后筹赈

　　1943年，新、马大地乌云密布、警车长鸣。日本宪兵、军警全副武装乘坐吉普车、摩托车大批出动抓捕他们认为的可疑分子。同时还组织实行街区突然袭击。日本军警包围各条街口，把居住区内的华侨驱赶出来，集中在一起，然后让一个凶神恶煞般的蒙面叛徒在人群中辨认。只要蒙面人一点头，即被当作“反日嫌疑分子”予以逮捕。时下，就有不少抗日地下联络站交通员，华侨学校抗日师生、抗日同盟外围组织成员以及抗日爱国人士遭到捕杀。有的被活埋、有的被暗杀、有的被砍头示众，更多的是受尽酷刑，被判处各种徒刑，死在集中营的劳役之中。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抗日队伍奉命转入敌后斗争。与此同时，马共在新加坡柔佛州南部成立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四独立司令部，下设两个作战指挥部。胡有志先生担任指挥部第四独立大队第三分队党代表，负责南亚地区民运工作，组织训练民兵，捐募物资药品、粮食运输等。他在做好本职工作外，又怀着祖国至上的信念，联合县境抗日军战士王学仲、胡希崇、胡绍准、赵廷议、胡孙东等积极配合马共建立的外围组织“抗敌后援会”，在敌人的眼皮下开展全民募捐活动。他们深入华侨协会宣传抵制日军“奉纳金”的征收，引领华侨积极捐资支援祖国抗日，得到了马共新加坡市委领导的支持和区会之间的合作。于是，他结合当地实际情况，首先在管辖区各华侨分会中设立筹赈小组，然后将辖区内的爱国华侨分组编制，每组设正副组长各1名，组员10-20人。筹赈方式采用华埠其它募捐团体的办法，推行常月捐、节日捐、货物助赈捐以及各种游艺会、演唱会、演剧、球类比赛等，一概实行“场内现金”活动，竭尽全力使南亚地区每个角落都洋溢着抗日救国的热忱。为了多获一分钱，加强一分经济力量，胡有志先生十分注重以多种不同方式，在不同的层面上向住在国的当地朋友们揭露日寇在中国的滔天罪行，介绍中国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战况，争取爱好和平人士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精神支持和物质援助，寻求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他充分发挥团队的作用，依靠侨社群众，倾力组织成立多支“卖花队”，利用华侨子女晚上读夜校的时间，结扎五颜六色的纸花上街义卖。划分等级，价格固定。一等花每朵15元，二等花10元，三等花5元，普通话5分，劝购以5朵为限。其中名誉花没有定价，每朵可售100元以上。广大侨胞和当地马来人都十分支持抗战捐赠，积极买花，盛况热烈万分。⑦每到周末，胡有志先生按时结汇筹集的义款交给马共新加坡支部书记诸葛文元，再由他转寄“南侨筹赈总会”，最后由总会把南洋各地华侨的捐款所得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救护为祖国抗战受伤的战士们。据统计，南洋华侨从1943~1945年三年多时间里一共为祖国抗战筹得约合4亿多“国币”的款项，物资无数。
　　同样，欧洲各国华侨在中国抗战期间里先后组建抗日救国社团34个之多，他们一面开展抗日救国宣传，一面发起献金救国捐赠活动，与东南亚华侨华人一样，在中华民族危亡的年代里，共同开发出高昂的爱国热忱，为支援祖国艰苦卓绝的卫国战争偿付了最高的代价，无愧于“华侨是抗战之长城”的赞誉。

　　赤子圆梦

　　1945年9月2日，日本军方和政府代表在东京湾“密苏里”号战列舰上向美、中、英、苏、澳、加、法、荷、新9个同盟国无条件投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落下帷幕。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在南京正式投降，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取得伟大的胜利。中国是开辟反法西斯战场最早，抗击法西斯时间最长，牺牲最大的国家。中国战场的持久战，强有力地阻滞了日本扬言三个月内的狂妄计划，粉碎了德、日东西夹击苏联以及会师中东的梦想，最后红旗在苏联和中国的上空飘扬。二战结束后，世界各国社团纷纷恢复活动，有的为庆祝胜利而成立，有的为反对殖民统治而诞生，有的为新的事业而创建。马来西亚华侨也相继建立马来亚人权保障同盟与和平民主联合会，与马来族人民一道反抗英国殖民统治而斗争。

　　1948年4月30日，中共发布了“纪念五一”口号，提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4日，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发表声明，拥护“五一”口号。这一消息在新、马乃至东南亚地区的华侨引起极大的反响。新中国的崛起，给广大华侨民众带来一种思考，一种顿悟，大家历尽艰辛，辗转求索，终于等到了新中国黎明的曙光。胡有志先生以超常的生命体验和情感撞击，最后毅然决定放弃海外发展的机遇期，选择回到新生国家投身解放战争。家国深情，是他心中的永远。那时，他虽然身体有恙，但还是在异国土地上，坚持深入各埠华侨分会宣传介绍国内形势，让更多的侨胞了解祖国，了解毛主席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使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寄予深切的希望。

　　同年初冬，胡有志先生终于登上了开往祖国的大轮。大轮缓缓地启动，徐徐开出码头，驶向蔚蓝大海。他站在船头的甲板上，心被濡湿了，油然而生一种刻骨铭心的眷恋之情，久久凝望着与自己生活战斗13年的新加坡岛屿，渐渐地淹没在身后犁起的长长翻滚的浪花之中……
一轮红日从海的尽头冉冉升起，在灿烂霞光染红的海面上，他仿佛看到了庄严大气的北京天安门广场升起了鲜艳的红旗和守望晨曦中的朝阳交相辉映，这正是海外赤子凝结于血液中最美的情愫。此时此刻，他的那份坚守，那份热忱的心已飞向祖国母亲的怀抱，圆了他久盼的故乡梦。
1949年新中国成立，胡有志先生由玉壶区委朱玉发和许明载两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0年出任玉壶区周壤乡人民政府乡长。1961年9月28日，文成县人民委员会设华侨事务科，胡有志先生任县侨务科副科长。1962年始至1992年担任第一、二、三、四届县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主席。

　　2002年5月26日，胡有志先生走完人生最后一程，溘然与世长辞，享年84岁。（作者：文成县华侨文化研究会秘书长 王庆霖）

资料来源：

①采访胡有志先生长女旅居荷兰华侨胡陈翠女士，次子胡绍芳先生口述整理，《文成华侨志》第5页 2002.12月。
②引许云樵等编《新马华侨抗日史料》第19-26页，1994年出版。
③转引林运辉、张应龙著《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第394页，1991年出版。
④引洪锦棠《敌寇入境后之新加坡》、《新马华人抗日史料》第430页。
⑤走访胡有志先生遗孀陈梅芳女士回忆其夫生前述说的日军暴行。
⑥《文成华侨志》第4页。
⑦胡有志先生生前同乡好友、马来西亚归侨王庆谈先生口述整理。